社区是每个人每天生活作息之所，社区工作纷繁复杂。随着时代的进步，到底该如何做好社区工作？在去年11月举办的江苏省社区发展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就社区协商与治理开展了激烈讨论。会上，众多专家围绕社区治理的课题，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不少专家、学者都表示，未来社区治理应该通过社会、政府以及物业市场来实行共治。今天，本网特转载2015年11月30日《江南时报》所编发的一组文章，供广大社区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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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一社区自治获民政部关注

    吴亦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南师大社会学专家理论指导关心下，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浦口区永宁街道联合社区成立“联农为民服务队”系列社区社会组织；该基层协商民主工作的经验做法作为全省唯一农村典型写进民政部基层治理优秀案例汇编。

    联合社区成立了全市首家涉农社区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协商会，协商会由常委会和专委会组成，每个村民小组根据人口选出2-3名村民，进入协商会，参与村务管理。协商会有自行制定的议事规则，创造性地形成了个议、群议、合议的议事方式。所有村务，包括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全村经济发展、民生事业等，都将由过去的村委会“代民做主”，变为今后常态化的“由民做主”，全部拿到农民协商会上，现场协商通过后才能定。

    社区基金会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田梅梅（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主任）

    社区基金会作为探索社区治理的一种公益慈善组织类型，其在与社区关系、治理机制、社区资源动员和专业管理运作方面的特点与经验，是对社区治理理论的有效运用和实践。

    相较普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广泛，如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社区环境、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社会保障与社区福利等。同时广泛吸纳社区企业、社区意见领袖等参与到理事会中，并接受社区内所有人群的监督，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国际与国内运作成功的社区基金会的经验来看，未来推进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和发展，是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丰富基层公益慈善链条的有益尝试。希望政府在基金会培育初期可以从政策、资源等方面进行推动，但必须认清基金会作为独立法人机构的本质，在构建基金会发育环境的过程中，明确政府参与的边界，给基金会发展空间和独立性。

    对社会组织要建章立制规范化

    周宏丽（南京鼓楼区委党校副校长）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发展。虽然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的社会组织面临发展机遇，然而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制度缺失：一是缺乏整体性的综合政策支持体系；二是支撑社会组织建设的法律规范不完善；三是质量评估环节不完善，公平竞争环境无法形成。

    社会组织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我们要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沿着社会治理法治化方向，整体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一是要完善顶层设计，研究制定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方案；二是要拓展政社合作范围，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法治化研究；三是要建章立制，加强对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可以参考广东等地的主要做法：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规章和诚信自律机制。同时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党组织覆盖率达100%。对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情况、资产财务状况、接受使用捐赠资助情况、收费项目及标准等通过多种形式实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无锡探索社区“四联治理”取得实效

    徐向林（无锡市崇安区民政局局长）

    全省推行“政社互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以来，无锡市崇安区着眼城市社区建设的特点规律，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从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入手，着力解决当前社区管理服务面临的问题，探索构建了社区上下联接的合作治理、广泛联动的多元治理、平等联系的协商治理和规制联建的有序治理的“四联治理”体系，形成了多维度、复合式、系统化的社区治理框架。在相关街道试点推进以来，取得明显成效。

    社区“四联治理”是建立在平等、民主、协商和自治基础上，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结合，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形式。崇安区立足社区建设实际，着眼当前社区事务负担较重、社会参与不足、自治功能弱化等问题，通过建立有效抓手或载体，确保治理方式在社区得以推进。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入手，有序推进“四联治理”创新。挖掘和培养社区积极分子和热心人士建立业主委员会，和居民一起共同管理无物业小区。

    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

    唐建中（江苏省社区发展研究会会长）

    在年会闭幕式上，江苏省社区发展研究会会长唐建中进行了总结发言。唐建中会长肯定了此次年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并表示社区治理和社区协商作为此次年会的讨论主题，有着现实的意义。今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希望广大社区研究专家学者，都能深入实践调研，进一步为我省城乡社区发展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 

    地铁建设将改变社区发展格局

    袁校柠（南京地铁小镇公司总经理）

    青龙国际社区是南京规划的7个“地铁小镇”之一, 从去年开始正式启动。未来南京地铁将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而公交、出租车都将占比下降。“地铁小镇”不单纯是为了商业开发，而且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新抓手。到2020年南京共规划新建13条地铁线，从地图上看，南京地铁线如主城摊开的“手掌”，伸向郊区。沿线的“地铁小镇”，将成为连接城乡的节点和纽带。地铁建设无形中将改变社区发展格局。

    从主城来看，老年人比例的日益增加，空心化倾向要引起关注，而“地铁小镇”既能缓解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城市病”，分散主城压力，又能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城乡之间良性互动。从国外经验看，无论是伦敦还是纽约，都有各具特点的“地铁小镇”，小镇上有成熟的社区配套，也有一定的医疗、教育机构。“地铁小镇”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社区人群结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里，这些都是未来需要面对的社区治理课题。

    居民维权热情可引导为社区治理

    任克强（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通过城市社区的实践案例，居民参与分别受到行政权力主导、市场力量催生和社会力量驱动，呈现出形式参与、维权参与和自治参与三种不同的参与类型。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物业矛盾纠纷突出除了与切身利益相关外，还说明缺乏公共议题的关注和参与。应该在政府引导下，对有意愿的社区居民进行社会公共议题的引导，使他们的社区治理热情不再是简单的自身维权，而是参与公共事务，个人社会性需求得到满足，参与社区治理，开展社区服务。

    基层协商民主应建立问责制度

    杨蓉荣（无锡市委党校教师）

    在新一轮的改革蓝图里，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继续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改变城市基层治理大多依靠制度和行政保障得以开展的现状，努力实现基层社区组织和基层社区居民之间的理性合作成为了改革过程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地引入协商民主模式，不仅创新了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渠道，更能让社区的行动主体，在一定范围内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和讨论，从而实现社区构建和城市基层有效治理的有机结合。

    要实现城市基层协商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必须建立、健全确保实现协商民主平等性、公正性、公开性特征的制度，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问责制度，规范管理协商的议题、协商的过程、协商决议的执行、协商的监督，真正落实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原则。

   社区想“减负”应把工作分为三类

    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陈友华表示，社区负担重与社区减负“越减越重”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社会共识。如何减轻社区负担，以便社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加强社区治理能力建设，成为当下政府、社会与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我来南京25年了，从来没给社区工作找过麻烦，他们也没给我找过麻烦。居民对社区服务需求不多，社区工作内容发生频率低。”陈友华说。对于一些工作繁杂的社区，他认为社区工作应划分为应由社区承担完成的工作、应由社区协助完成的工作、不应由社区承担完成的工作三类。

    工作外推、转代理、寻求合作、敷衍了事、提高效率是社区减负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做法。

    四种共治模式值得在南京推广

    白友涛（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白友涛的观点和徐琴不谋而合。白友涛说，新世纪以来，南京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持续推进，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完善南京市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有效机制提供了基础和经验，主要包括蓝旗模式、大新模式、翠竹园模式、联合社区模式四种典型模式。

    蓝旗社区的社会治理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原行政社工分离出来，自我培育成立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行政服务工作。大新模式则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设社区综合治理平台的方式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

    翠竹园模式是成立了社区互助会，通过各项互助活动和服务增进邻里间的联谊，并为愿意互助服务的居民提供平台。联合社区模式是村民协商治村的模式。 

    强化社区治理自主参与意识

    韩振燕（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振燕介绍，通过南京岱山、上坊、丁家庄、花岗四大保障房片区居民调查，梳理归纳出保障房社区治理面临着社区规模与社区服务效率、配套设施与居民需求、物管水平与质量要求等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韩振燕表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引导居民参与意识，促进保障房片区群体融合。结合社区居民的需求、意愿，开展分类管理和服务。“可定期开展民意调查，分析了解居民实际需求，针对不同群体居民，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服务。”韩振燕告诉记者。

    能力强的居委会主任应提拔重用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徐琴说：“20年前，学界对社区自治充满了期待。不过在南京生活30年了，唯一一次与居委会有联系是在生孩子时，工作人员上门来登记。其他时候，基本没有联系。”

    因此，徐琴认为与自治相比较，社区共治应该是未来社区工作的新选择。徐琴说，共治需要社会、政府、市场共同参与。在市场方面，物业公司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共治基本路径是协商。在雨污分流进小区时，一些能力强的社区居委会就会通过协商为社区居民争取****利益。因此，协商能力建设一是要有居委会这样的平台，二是要有个能力强的引领者。”徐琴说。

    徐琴认为，今后应该给社工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一个能力强的居委会主任，平时工作上能搞定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他的工作能力是值得肯定的，也应该给他一个职业上升的通道。

    “宁姐工作坊”参与社区管理新模式

    宋晓辉（南京市妇联主席）

    宋晓辉很关心群团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宋晓辉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妇联的一些女法律工作者退休后在妇联义务值班，为来访的妇女代写诉状、提供咨询等。

    30多年来，由单一的法律咨询到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婚姻家庭关系调适、法治宣传等多项服务兼备，建章立制，形成规模。2013年，正式挂牌“宁姐工作坊”，并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

    “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身处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却是无数的断层线。市场化改革中，市场机制向社会领域延伸，所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终端散居在各类社区里，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第一道关口和最后一道防线。”宋晓辉说。

    宋晓辉建议，通过政策路径搭建参与平台；大力培育家庭服务型社会组织；参与载体要善于“填空白”“接地气”，鼓励群团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自主性创新城市社区治理

    钱志远（河海大学社区研究中心专家）

    近些年来，在我国的大城市中开始蔓延一种独特的房屋租赁形态——群租。所谓群租，是指“大城市中心地带的中、高档小区里出现的，建筑物的某一单位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第一承租人），改变房屋原来的建筑结构和功能布局，将其分割改建成若干小间后，再次向两个以上的社会各类人员分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的行为并由此形成的租赁关系”。群租虽然解决了许多低收入群体短期内无法承受高额房价或租价的问题，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纠纷和公共安全事件，导致业主、租客、中介等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激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业主对于群租问题的维权行动开始出现。业主的自主性在群租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改进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时，应该走出原先“等、赖、靠”政府的消极被动的社区生活空间，发挥和培育业主的自主性，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